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行业研习 （ID：hangyeyanxi），作者：邱丽（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编辑：豆苗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不断加速的背景下，目前以及未来的一定时期内，农村人口向城市集聚依然是大的趋势。农村大量劳动力进城以后，农民的土地该如何安置，是既有理论意义也具有实践意义的命题。
从实践来看，目前主要有以下处理方式：一是土地由村集体统一发包，出租给本地的种植大户或者下乡的工商资本；二是农民将土地自发流转或者免费给亲友耕种；三是土地抛荒。
从调研的经验来看，有不少农民外出务工以后，不愿意出租土地，那么，农民“惜租”现象何以产生呢？笔者基于S县的调研经验，试做分析。
经济理性：机会成本与未来预期
从经济层面来讲，农民不愿意出租土地主要有以下原因：
其一，租金不符合个人预期，土地租金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通常来讲，符合土地肥力高、土地平整、便于灌溉、有机耕路、土地集中连片等条件时，土地租金会较高，反之则更低。在一些传统农业型地区，普通农地租金一般在200~800元／亩。有的农民对租金不满意，因而不愿出租土地。譬如S县Z村的农民表示：“一年一亩200元的租金对我来说没什么用，我还不如把土地空在那里，再说了，谁知道他们租土地用来种什么，要是种香蕉还会破坏我的土地，以后我想种也恢复不了”。
其二，短期经济利益与长期利益的均衡。在一些城郊地区，或城市扩张比较快的地方，农民存在征地补偿的预期。因为城市扩张会带来征地机会，有的农民因此不愿出租土地，其更愿意保留土地以获取潜在的高额征地补偿。譬如S县的城郊便普遍存在这种情况，不仅如此，农民还会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植果树和经济林，以期待征地时获得更多的青苗补偿。
社会理性：保留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
我国的集体土地所有制具有社会保障功能，无论是宅基地抑或农地，均能作为农民城市化进程中“进可攻退可守”的重要保障，也是保持我国社会稳定的社会安全网。
其一，失业或者养老的兜底保障。对于大部分农民而言，虽然进城务工的收入比在村务农的收入更高，但是进城务工也存在工作不稳定或者失业等风险，而且对于经济实力无法支撑其在城市购房的农民而言。土地是其退守农村的“后路”，为农民应对失业、工伤等风险，也是农民年老返乡的保障。
譬如S县Z村一位年近60岁的农户便提及这一点。其虽然常年在城市从事家装行业，但是其年近60，对于自己未来是否还能从业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他不同意将自己的土地交给村里统筹来出租。其认为租期超过了6年，担心自己以后回村耕种时没有土地可种。尽管村里承诺为其调整一块土地供他耕种，但他坚持认为村里调拨的农田地理位置不好，地理位置偏远，耕种不便利。
其二，粮食安全的心理依赖。农民的口粮田以及承包地均可用于种植口粮或者蔬菜，从而降低家庭生存性资料的开支，也可以减少对市场的依赖。只要农民有劳动力，通过在农地上耕种作物，在宅基地上建房，便可保障其有房住、有饭吃。而从在市场出现粮价波动，甚至其他公共危机时，提供基本的生存性保障。这也是部分农民不愿出租土地的原因。
文化与情感因素：乡土情结与地权观念
乡村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土地之于农民亦非经济资料那么简单。农民生于乡土社会，土地对农民而言不仅具有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还具有很重要的文化与情感价值。
其一，乡土情结与身份认同。跟土地打过交道的农民或多或少都有乡土情结，对土地有自己的感情。因为农民在土地上付出过，土地也有过产出作为回报。农民日日关注土地上的农作物的长势，也关心土地的状况，因而和土地结下了深厚的情感。土地上也附着着进城农民对乡土社会的记忆。正如S县的农民所言：“我每次回家都喜欢到地里去看一看，看一下我小时候种下的果树长多高了，看一下老房子怎样了，里面有我们一家生活的记忆”。
其二，地权观念影响。农民“惜租”行为也受个体的地权观念影响。在乡土社会比较常见的是祖业观念，即农民认为土地是家族共有产权，个体“族产”的保管者，因此需要对祖宗和子孙后代负责，保管好田产、房产。在祖业观念的影响下，农民非到逼不得已不会变卖、出租自己的田产，否则会被视为“不肖子孙”。
此外，还有私有产权观念影响农民的“惜租”行为，即农民认为土地是个人财产，尤其土地确权以后，此种观念更甚。在私有产权观念下，农民不愿出租土地主要是由于承包土地者期望集中连片的中途耕种，以产生适度规模的种植，有利于机械化耕种，从而更好地产生经济效益。但是农民私有产权观念下不愿意“破田埂”，因为农民认为：“破除田埂以后要找回自己的土地很难，土地找不回来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行业研习 （ID：hangyeyanxi），作者：邱丽（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编辑：豆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