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欧洲价值 （ID：ouzhoujiazhi），作者：叶克飞，编辑：二蛋
在中学历史课本中，“光荣革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这场革命后，英国议会颁布包括《权利法案》在内的一系列法案，新教成为英国国教，王权受到极大限制，英国启动了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走上近代国家宪政之路。
在英国学者史蒂夫·平卡斯看来，“1688—1689年的英格兰光荣革命对我们理解现代世界和影响现代世界形式的革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但传统历史叙事的那些定义是错的，“用新的历史叙事取代旧的历史叙事，必然要求我们修改许多用来理解现代世界的历史、政治、道德和社会学的基本范畴。”
所以平卡斯在《1688：第一次现代革命》中写道：“旧的叙事强调1688—1689年革命是一个伟大的时刻，英格兰人捍卫了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我在本书中提出的观点是，英格兰革命创造了一种新型现代国家。事实证明，正是这种新型国家，极大地改变了现代世界。”
1685年，信仰天主教的国王詹姆斯二世继承了英格兰王位。1689年，英格兰人民赞成信仰新教的国王威廉三世和女王玛丽二世取而代之。
英国人熟知的传统叙事大致是这样的：
在这一期间，詹姆斯二世缺乏长远目光，逐渐疏远了温和而理智的英格兰人民。他之所以沦落至此，是因为一系列人人皆知的过失。后来英格兰人邀请荷兰人奥兰治亲王威廉三世到英格兰，维护他们的宗教自由与政治自由。詹姆斯本人与妻子还有刚出生的儿子相继逃到法国。在这个被认为是政治团结重要关头的时刻，英格兰人民同意威廉和玛丽在1689年2月取代詹姆斯。为了证明新王加冕的合法性，英格兰人颁布《权利法案》，详细说明了詹姆斯二世如何违反英格兰法律，进而坚持限制英格兰国王的权力。根据光荣革命的传统说法，英格兰人民在平常议会两院领袖的带领下，于1688—1689年以触动最小的方式改变了英格兰的政体。
这就是过去每个英格兰学童和许多北美学童都知道的故事，也被视为无可动摇的叙事。在这个叙事体系里，有这样几个特征：
第一，这场革命是非革命性的。跟其他后来的革命不同，英格兰革命是一次不流血、一致同意和贵族式的革命，并且首先是理智的。英格兰人并不希望完全改变他们的政体、他们的社会或者他们的文化。
第二，这次革命是新教革命。詹姆斯二世打算在英格兰恢复天主教。革命延续了英格兰的新教政体。
第三，这次革命证明了英格兰国民性的特殊之处。欧洲大陆人民反复在共和制和平民政体与暴虐的绝对君主制两个疯狂的极端之间摇摆，而英格兰人却始终坚持有限君主制，允许温和适度的民众自由。
第四，1688—1689年革命的基础也不可能是社会不满，因为在詹姆斯二世出逃之前，英格兰社会变化很小。直到英格兰人通过革命保障了财产权，直到绝对主义在英格兰彻底失败，英格兰经济才真正繁荣起来。
但史蒂夫·平卡斯在《1688：第一次现代革命》中挑战甚至推翻了以上所有的说法，他认为1688年至1689年的英格兰革命是第一次现代革命，也是现代国家兴起的一个里程碑。
在他看来，17世纪晚期的英格兰正在迅速踏入现代社会，但社会的变化并不意味着1688—1689年革命必然发生。因为“詹姆斯二世深受其信奉的天主教特定教义及其表弟法国路易十四的成功政治模式的影响，打算建立一个现代的绝对主义国家。詹姆斯和他的支持者创立了中央集权的官僚政府、专业的常备军和世界级的海军。詹姆斯还塑造了现代的天主教政体。詹姆斯和他的表弟路易十四一样，想要信奉天主教的臣民，不想要在他之上的教皇。詹姆斯坚决要求对其领土的绝对统治权，竭力让他的新教国家天主教化。詹姆斯的确促进了天主教护教学小册子的传播、天主教学校和学院的发展，以及天主教教堂的开放。”
这里需要解释一个概念——“绝对主义”。17世纪的欧洲，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君主制被不断强化，特别是路易十四的统治，被视为新兴国家标配的意识形态。俄国就采纳了这一模式，曾经开放的荷兰也演变为半君主制国家，普鲁士和奥地利专制程度也在加深，史学界将17世纪后半叶到法国大革命之间这150年的欧洲大陆政治特征称为绝对主义。
最值得一提的是军队，詹姆斯在1685年即位时，英国陆军只有九千人，到了1688年，英国陆军已扩充至四万人。为了军费，詹姆斯在1685年夏天就规定英国所有酒馆等场所都需花钱购买执照，否则就要变成英军驻扎地。他仿效路易十四的做法训练和装备军队，不断阅兵，又大肆扩充海军，表达着自己想要四处征战的欲望。
所以，詹姆斯的反对者基本上是革命者，不是保守分子。他们知道英格兰只有实现现代化，才能跟当时的欧洲国家竞争。詹姆斯也有自己的现代化思维，但他的模版是法国君主制，而反对者的模版是荷兰共和国，始终在抵抗法国路易十四式的现代天主教君主制。这些革命者“倾尽全力对法作战，这不仅是为了保护不列颠群岛，防止法国支持的詹姆斯党复辟，也是为了确保英格兰制造品能够进入欧洲市场，确保欧洲自由免受法式绝对主义的破坏。”
詹姆斯的现代化方案并非传统叙事里那么孱弱不堪，史蒂夫·平卡斯写道：“为了达成目标，他动用了各式各样的现代政治工具。詹姆斯成功地组建、维持和部署了一支高效而训练有素的军队。他把英格兰和威尔士大部分地方的市政委员会陆续打造成为本地政治事务的可靠工具。詹姆斯还利用新闻界和各种各样的政治机构来传播其政权的价值观，压制不同的观点。”因此，回过头看，詹姆斯的政权可能显得短命而脆弱，但从17世纪末的角度来看，他创造了一种强有力的体制。
可是，在一个稳定的温和君主制国家里采用法国式的专制君主制进行大改造，必然会引起反弹。从权力控制角度来说，詹姆斯推崇法国的绝对主义，主要是基于这种制度下民众对君主的积极服从和消极服从，而且无权反对君主的政策。詹姆斯的控制力度越大，反抗的力量也会越大，反对者很快就意识到，“只有使用暴力才能与其对抗，只有革命性的变革才能防止下一个英格兰君主再次创建现代专制国家。只有革命者才能在1688年推翻詹姆斯二世，并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塑造新政权。”这是詹姆斯二世的专制主义现代化愿景，和其对手那更宽容、更自由的愿景之间的竞争。
“光荣革命是不流血的、贵族的和一致同意的”这个传统论断并不符合事实，它当然没有20世纪的暴力革命那么血腥，但是英格兰遭受的威胁财产和生命安全的暴力，其程度并不亚于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整个17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以及在那之后，英格兰人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都是分裂的。英格兰人团结起来反抗一个没有英格兰血统的国王，这样的时刻并不存在。17世纪晚期，理智的英格兰人民从来没有团结起来，一起摆脱失去理性的君主。1688—1689年革命跟所有其他革命一样暴力、大众化和分裂。”
光荣革命的历史叙事之所以会被平卡斯等后来者挑战，与法国有关。译者聂永光就认为，如今被英国人平淡视之的光荣革命，在18世纪时并非这个待遇。在整个18世纪，英国人都认为光荣革命开启了一个自由的新纪元，代表了跟英国乃至欧洲历史的决裂。1788年光荣革命一百周年时，整个英语世界都举行了广泛的纪念活动。不过，“英国人刚刚庆祝完光荣革命一百周年，1789年，法国爆发了一场暴风骤雨式的激进革命。这场运动深深地震撼了欧洲大陆，也招来了英国人的猛烈抨击，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埃德蒙·柏克的《法国革命论》。在书中，柏克以光荣革命作为抨击法国大革命的论据，他说英国跟法国不一样，1688年英国没有革命，只是理智而保守地恢复了旧秩序。柏克的说法当然引来争议，但是随着1793年法国对英国宣战，如何看待光荣革命的问题就上升到了爱不爱国的高度。光荣革命必须是理智而保守的，这样才能让英国区别于暴力肆虐的法国。”
平卡斯希望的是改变这种基于与法国敌对的经典叙事，重建光荣革命的意义。在他看来，光荣革命很重要，“但这不是因为它确立了所谓的英国例外论，也不是因为它奠定了英国人理智、中庸的传统，而是因为它是第一次现代革命。”
光荣革命的基础，是英国社会的早早转型。在1688年之前，英国已经迅速成为一个现代社会。也正是现代社会带来的认知，让人们无法容忍詹姆斯的种种做法。正是民智的开启，催生了《权利法案》，使得绝对王权从此淡出英国政治舞台，同时也避免了绝对的大众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