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刀锋时间 （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赵浙东，编辑：谭山山
《地球上的陌生人》是王恺的第一本文学类图书，也是他目前出版的作品里自己最喜欢的。他说：“人到中年才重拾文学创作，听起来是一件很没志气的事情，不过自己喜欢，就认了。”
在纸媒鼎盛时代，王恺做了10年记者。
漫长的记者生涯里，他几乎报道了所有类型的灾害事件——汶川大地震、伊春空难、上海胶州路大火，还有台风、洪水、泥石流……那时候，他在三里屯闲逛，看到大屏幕上播放灾害新闻时，就感到心惊胆战。社里男记者不多，遇到此类事件，他总会被派到现场采访，无从推托。
社会记者是个相对需要强悍的心脏的职业。为了获得更多报道细节，王恺曾跑到医院冒充病人家属；花5小时跑到一个小县城，通过采访拼凑出受害者的家庭情况……在新闻尚未断裂、现场依然有效的年代，他和他背后的媒体系统，秉持传统且严谨的报道形式。
后来，王恺离开媒体行业，成为一个“不重要，至少是不出名”的作家，先后出版了《浪食记》《浪游记》《中国人超会吃》《茶有真香》等作品。财富、旅行、饮食、茶道，对于王恺来说，没有什么主题是不可写的。
《茶有真香》
王恺著
中信出版集团｜湖岸，2023-1
2022年春，王恺在《上海文学》开了一个专栏，取名“望野眼”(上海话里“东张西望、开小差”之意)，每两个月连载一篇万字文章。两年后，14篇专栏文章结集成书，取名为《地球上的陌生人》。写作的同时，他也在微博上高频率、高能量地参与各种公共议题、文娱热点的讨论，赞美所有美的东西，批判丑陋的一切。
《地球上的陌生人》
王恺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7
两种话语体系在王恺身上并存。社交媒体化那部分，他随时随地写下几百、上千字的评论，往往一挥而就。这是记者这份职业给他带来的思维方式：对很多事情能快速下判断。然而，当坐到电脑前开始文学写作时，他立刻变成另外一个人——所有社交网络都不会干扰他，一切社交媒体化的判断、俗语、句子，一切媒体制式规范的叙事，都会被他挑出、摒弃。他身上文学的那部分开始蓬勃生长。
“就像海明威从西班牙战场上获得了什么”
成为作家之后，王恺特别不喜欢听到别人评价自己的作品“像一个记者写的文章”。因为他觉得并不像，每当看到类似评论，他都会不由自主地反驳。
“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王恺，“可能我的性格就一直在寻找着一种认同”。他不愿被归为某一类型的作者，比如美食作家、旅行作家或者茶道作家。他写过一些关于旅行、美食的文章，却没有像其他人一样，靠这层身份“骗吃骗喝”，出入于各个五星级酒店或高级餐馆。那样的生活对他来说特别恐怖。
但王恺也承认，如果没有当记者的经历，他不可能写出某些题材的文章。《望野眼》专栏的第一篇是《更多的人死于意外》，在文章中他记录了以前采访杀人案时的轶事——如何前往凶案发生地深入采访、如何接近杀人犯和死者的家属，以及在采访过程中感受到的当地民风和人情冷暖。这些内容，在他以往的报道中并未呈现，也不算是采访手记，而更像是一些新闻边角料的集合，再加上他作为个体在各种现场的反应。
专栏第二篇《难中寻吃》，王恺描写自己在舟曲、汶川、伊春等灾难现场采访、晃荡，在陷入瘫痪、失序的县城中寻找食物充饥的经历。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他前往四川采访，在成都中转时被困在一家酒店里。预告说当晚会有八级大余震，而酒店的抗震等级是七级。那几天看多了死亡案例、无处可逃的王恺并没有选择离开酒店。半夜，“先是闪电，一点征兆都没有，哗啦一声，天被照亮了……随即是一阵怪风。我躺着，身体突然被晃到高处，余震来了，只一下，确实只有一下”——王恺始终记得当时那个离奇的场景。
在舟曲泥石流灾害现场，王恺看到有人用大铁桶做的临时炉子煎一种小黄饼，他陡然想起张爱玲所写的香港沦陷后满大街的小黄饼；在上海刚解除隔离时，他漫步于空旷寂寥的街道，看到长椅上厚重的积灰、草坪里拉的野屎、肯德基门店前排起几百人的长队……“人性的很多东西都在这些细节里浮现了。”
《张爱玲私语录》
张爱玲、宋淇、宋邝文美著宋以朗编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青马文化，2018-5
这些场景、这些个体的经验，不会出现在正规的新闻报道中，却会悄悄潜入亲历者的身体内部，成为“你命中注定的一件事”。王恺后来觉得，影响个体的恰恰就是这些经验。“那对我是一种极强的痛苦经验。作为一个写作者，这是不能过去的，我不想放下这件事。”
世界不一样了。王恺不知不觉间获得了很多神奇的经历：“就像海明威从西班牙（内战）战场上获得了什么——绝不是说这场战役怎么样，而是它剩下了一瓶酒、一次恋爱、一种孤独、一次绝望。”
“大家心目中的作家只有余华老师一个”
这些碎片式场景会在以后的写作中发挥什么作用、是否会成为某一本小说的基础，王恺目前还不知道，但他很享受这个过程。“突然拥有了一个文学的世界之后，你看所有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同一件事你再去看、去分析、去判断，完全是另外一个视角。”
在宜昌旅游时，王恺在江边公园偶然遇见一对“恍惚的、偷情的奸夫淫妇”，那中年男人爬上枇杷树，为女伴跺树干、偷摘枇杷。出版社的校对认为这段文字导向不太合适，建议他改掉。王恺却觉得很逗，坚决不肯改——“它不属于一个类型，就是一个现实场景。谁会在游记里写一棵枇杷树、一对奸夫淫妇？我觉得这真的太文学了。”
《浪食记》
王恺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培文，2017-11
还有一次，王恺在乌兹别克斯坦一家小餐馆和一帮中国大妈拼桌。其中一个大妈确认他是中国人之后，坐在他对面一直不肯走，翻出手机里跟某位高端人士的合影，以证明自己是上流社会的一分子。又问他是怎么来的，怎么不来这个地方找找机会、做点项目？一个强悍的生命，在异乡看到同胞就油然升起一种亲近感，王恺对这位大妈的行为没有恶感，但在当时那个场景下，她的举动却显得荒谬、可笑。
很多时候，王恺就是那个局外人。豪华饭局上，有人总会无休止地表现自己，他觉得毫无兴趣；有些作家为了得到某个文学奖项，得不断混圈子、在酒桌上与人应酬……他对此深感厌恶。王恺明白，在某些领域，有很多人是不自由的、受限制的。但是他的本能告诉他：不行，太不真实了，太虚伪了，太虚幻了，自己把自己也骗进去了。
当人们生活在自欺与欺人的迷梦之中时，王恺选择做一个追求真实的人，即便那只是某一瞬间的真实。写作对他来说是一件真实、愉快的事情。“真实、锐利的痛苦和苦难，人际关系的撕裂，恋爱的磨灭，那些东西是能让人看到自己的丑态的。人需要不断地看到自己的丑态、看到某个真实瞬间，文学的作用也就是这个。”王恺说。
10年的记者经历，让他成为一个可以随时置身事外的观察者，一切离奇、荒诞、丑恶都变得可以忍受，成为世情小说的一部分。参加美食聚会，他能够从中抽离，观察、分析那些特别投入的人如何跟一帮陌生人炫耀，又是什么驱使他们变得如此苍白、可笑。“当你进入文学视野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一切都有原因，一切都可以被原谅、被宽恕。”
作家身份给了他一种新的观看视角，也给他的职业披上一层迷惑色彩。“大家对作家都是陌生的。不知道作家是干什么的，也不关心你是谁。他们可能只知道你写了本书，但没什么人会去真的看你的书——大家心目中的作家只有余华老师一个。他们最多觉得你是个作家，至少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所以你总有机会参加一些奇奇怪怪的饭局。”
王恺接受自己身份的游离性，他乐于藏身其中，好奇地观看这个世界。“突然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小孩，看见一个虚妄的、浮华的或者简陋的世界——简陋世界也有它的规则，你可以尊重它，你可以嘲讽它，你想干吗就干吗。”
“所有创作都是去跟死亡对抗”
王恺的文章往往不采用线性叙事，他喜欢将繁杂的材料以一种巧妙的方式编织起来，时而锋利，时而柔软，摊开、散乱、收拢。他不忌惮于展露对丑恶事物的鄙夷和讥讽，也毫不顾忌地袒露自己的私欲和不堪。
《地球上的陌生人》是他的第一本文学类图书，也是他目前出版的作品里自己最喜欢的。他说：“人到中年才重拾文学创作，听起来是一件很没志气的事情，不过自己喜欢，就认了。”或许正因为人到中年才开始创作，他的文字中始终弥漫着一种爱与死亡的终极气息。
他曾发誓再也不写关于吃的文字，但这次又写了《寻找宫保鸡丁的路程》，总是念念不忘“大中华美食的民间英雄”。
在青城山上的道观暂住时，他跟义工们同吃同住。虽说这些小年轻“都是内心有空洞的人”，但他们也会开玩笑，说自己前世可能是附近山里活动的小生灵，被道士们喂养或照顾过，如今转世投胎成人，来道观里报恩、生活。这段经历，被王恺写进《过客》这篇文章里。
还将过往四五篇文章杂糅，写成一篇《神的孩子会跳舞》。文中写到“色气”——“色之气，是色的普遍化、精神化和弥漫化，也是青春的美，还有生命之力。”为什么要重写？王恺解释道，这本书有点像这个世界、这个时代的切片，他觉得需要有舞蹈这一片。
都是爱——微小的爱，片刻的爱，试图隐匿行踪的爱。
就像伍迪·艾伦的电影，爱与死始终辩证交织，互为救赎又彼此消解；又如贾樟柯，他一遍遍地在电影中摩挲那些时间的碎片，反复寻觅一些固定的主题。
《寻僧记》讲述了王恺去寺庙求见一位行将就木的高僧的过程，让他意识到“生活的绝望，倒是不分僧俗”；《让我去那花花世界》讲花道，插花即是一种让植物垂而不死，然后优雅死去的艺术；《进入死亡的缓慢过程》，他从自家猫的死亡写到一位朋友的离世，然后是一个接一个的死亡。这些人生的段落，就这样出现在王恺的文章里。因为不是科班出身，所以他的写作没有任何禁忌。
突然高频地出现关于爱与死的文章，王恺觉得，第一，可能是年纪到了，他身边的人开始经历生老病死这些事情，无论是朋友还是父母、长辈，大家经常聊到这些话题，它们成了自己生命中一个主要的东西；第二，强情感关系中有很多值得细细寻找、经得起打量、经得起挖掘的东西，它比较像人本质里的一些东西。
“所有创作都是去跟死亡对抗，这也是我后来明白的一件事。所有艺术家、创作者，都幻想自己的东西能留下来，幻想生命消失时那个东西还在。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写作，哪里轮得到自己做主呢？那我就把它写出来好了，只要写得足够多。”王恺说。
“有时候完全没有倒比有一点好”
对于别人的作品，不论是杂志、电影还是其他东西，王恺都很有判断力，一眼就能看出好或不好。但是对于自己的文章，他就拿不准了，有时候他会分不出好坏。
当下，文学确实是式微的。王恺跟出版社的编辑聊天，大家共同的感受是，真正好看的小说非常少，“大多数人的小说就是在模仿，在叙述自己有限的不如意、有限的同情、有限的底层。”
与此同时，有很多好作者被埋没，没有被市场看见。王恺喜欢逛书店，因为在书店能看到很多社交媒体上没有被推荐却有价值的好书。有时候，他看到一本好书，却从来没听说过作者的名字。出版社编辑对如何推销这类没有社交媒体的作者往往束手无策。
“不被看见是一种真实的痛苦。你也在表达，也在写作，但就是不被看到。你只能为了评奖依附于各种评委，或者在圈子里自娱自乐。”王恺希望自己的每本书至少都有人看到、有人知道。
最大的问题是书评系统的消亡。“你看不到正经的文学评论，你只能听读者说‘我喜欢这篇’‘我喜欢那篇’，但是读者的很多看法都是混乱的，不可作为依靠。”
现在谁还愿意去严肃地评论一个新作者的书？年轻作者们只能自己去摸索：你是谁？你在写什么？“莫名其妙地，你被抛在这个时代，你面对的就是一个没有正常评论的世界，这个东西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是命中注定的。”王恺提到电影《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当你到了一个盛大的场合，你觉得手足无措，不知道该干什么，身边所有的事情都在困扰你”。
互联网给了像王恺这样的人既可以抱团，又可以不抱团的可能性。“过去，你混圈，你不在出版系统、学术系统内，人家就看不到你。现在互联网出现了，虽然系统内看不到你，但你不抱团也可以生存，也可以独立。”
这时候，曾经的记者身份又开始发挥作用。记者生涯培养出王恺求真的精神，也让他拥有一个不易被击溃的知识系统，这使得他既可以追求文学和生活的真相，又能接受世界的不公平和惨烈，接受自己是一个普通人的事实。
《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中有一幕精彩的对手戏：投资方想改编主角所在B班的故事，将其包装成代表美国精神的英雄，却只愿意给出每人5500美元的定金。大老板说这是他们目前唯一的offer，有一点总比没有强（something is better than nothing）。林恩说：“我们做的事，可不是什么故事或信念。这是我们的生活。你根本不明白其中的意义……有时候完全没有倒比有一点好（sometimes nothing is better than some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