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观书评，作者：谈炯程，题图来自：《了不起的盖茨比》剧照
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结尾堪称典范。菲茨杰拉德举重若轻地勾勒出几个场景：叙述者搬离与盖茨比共同生活过的西卵的那个夜晚，恍惚间看见对岸那些浮华的海滨大别墅，在愈发浓重的夜色中如同不防水的墨迹般消融。
他联想起荷兰水手初次发现纽约长岛时的情景，彼时，这座岛屿，是“新世界的一个清新稚嫩的乳房”，继而，他也忆起盖茨比首次认出对岸黛西家码头上那盏绿灯时的惊奇。合众国的史前时刻、盖茨比人生的巅峰时刻以及叙述者在繁华凋尽后的告别时刻，经由小说家的书写交织在一起。
诸种场景间微妙的共振构成一种反讽：在未有合众国之前，殖民者们携带着希望与梦想，来到美洲大陆淘金，他们认定，这是一片近乎空白的土地，空白到可以建立一个没有历史之重荷的乌托邦，它将许诺无尽的机会平等，每个人都可以凭借自身的修养、德行与努力，获得经济成功。
但在被称为所谓爵士时代的1920年代，怀揣美国梦的人们，惊愕地发现，所谓美国梦已然变成一张永远无法兑付的空头支票。
菲茨杰拉德用鲜明的色彩为这些场景定调：盖茨比所站立的草坪，在暗夜中发蓝，预示着他脚下繁华而浅薄的世界，唯有走过漫长且动荡不安的道路，他才能抵达这一片蓝色；而他所希冀的那盏灯，则是幻梦迷离般的绿色。夜晚本身空旷的黑色覆盖了一切。
与别墅区富豪们灯红酒绿的奢靡生活相对应的，是“城市后面那一片无垠的混沌”，在那里，“合众国的黑色原野在夜色中滚滚向前延伸”。
作为核心叙事动力的金钱
出版于1925年的《了不起的盖茨比》篇幅不长，却代表了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创作生涯的最高成就。
在此之前，他广泛地被美国文坛视为一个在商业上成功的通俗小说家。他的首作长篇小说《人间天堂》在出版两年内就印了12版，行销近5万册。这部小说以普林斯顿大学校园为背景，可以视作一部带有自传性的青春小说。
但时任普林斯顿校长对此书颇有微词，认为其所描写的大学生活混乱不堪，大学生们毫无顾忌地在乡村俱乐部纵情享乐，“在自私和自命不凡的风气里虚掷光阴”。
与他笔下的主人公们一样，菲茨杰拉德毫不讳言其写作与金钱的联系，他对金钱的热衷让欧内斯特·海明威印象深刻。后者在随笔集《流动的盛宴》中回忆，菲茨杰拉德曾向自己展示其私人笔记，笔记中巨细无遗地记述着菲茨杰拉德创作生涯获得的每一笔稿酬与版税。
海明威写道：“这些都仔细地记了下来，像轮船上的航海日志那样，而司各特带着一种并非出自个人感情的自豪把这些展示给我们两人看，仿佛他是一所博物馆的馆长。”
在海明威眼中，写出《了不起的盖茨比》这样近乎完美的小说的菲茨杰拉德，完全可以在小说艺术上持续掘进，但他的挥霍无度却最终迫使他磨平了自己的词锋，把天赋蹉跎在给流行杂志撰写肥皂剧式的通俗短篇小说上。
不过，这些通俗作品并非全无价值，我们可以透过这些作品，管窥爵士时代美国的文化心态。并且，菲茨杰拉德那些技巧更纯熟的创作，在内核上往往与这些通俗作品别无二致。它们都围绕着金钱展开，从《人间天堂》开始，金钱就构成了菲茨杰拉德小说的核心叙事动力。这正是菲茨杰拉德小说接续巴尔扎克以降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地方。
诚如美国后现代理论家弗里德里克·詹明信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书中所写的，“现实主义标志着金钱社会作为一种新的历史形式带来的问题和神秘，而小说家的任务就是通过某种形式的创新来处理这种历史形式”。
金钱早已超脱主题的范畴，依照詹明信的观点，在现实主义小说里，金钱是一种近乎空气般不可或缺且难以捉摸的存在，是“一切新的故事，新的关系和新的叙事形式的来源”。使小说人物之间产生互动的要素，不再是他们内在生命力的交织错落，而是干枯且直接的金钱联系。《人间天堂》里尚有一层校园生活的糖霜，掩盖了故事深层赤裸裸的物质主义逻辑。
到了《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此种逻辑便袒露出来。小说开头，叙述者自述其从愈发萧条的中西部来到依旧繁华的东海岸，正是为了学做证券生意，以获取财富。而在西卵别墅区的一间小屋安定下来后，他所采取的第一步行动，是购置“十几本有关银行、信贷、证券等方面的书”。
此处，在他的描述里，金钱成为了知识的喻体：这些书“排立在我的书架上，红色的和金色的封皮闪闪发亮，像是刚从印钞机里出来的新钞票，预示要揭开只为迈达斯、摩根和米赛纳斯所掌握的致富秘密”。
而正是透过金钱，主人公盖茨比才得以推进其行动，编织起人脉网络。他以彻夜不停的挥霍遮掩其灵魂深处的悲情，用巨量金钱在脉管中涌动的温热中和其肺腑的冰冷。
美国旧中产的最后挽歌
与《人间天堂》相似，《了不起的盖茨比》同样取材自作家的个人经历，即菲茨杰拉德与芝加哥社交名媛吉内夫拉·金·皮里的初恋。两人这段最终因阶级鸿沟而破裂的恋情，与小说中盖茨比与黛西的关系别无二致。吉内夫拉嫁给了同属“老钱”（Old Money）圈层的银行家之子、马球运动员比尔·米切尔。
这一事件强烈地刺痛了菲茨杰拉德。故而，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他借叙述者之口，毫不留情地批判那些傲慢的“老钱”，认定“他们是满不在乎的人——他们砸了东西，毁了人，然后就退缩到自己的钱堆中去，退缩到麻木不仁、漫不经心，或者不管什么使他们维系在一起的东西中去，让别人去收拾他们的烂摊子⋯⋯”
然而，盖茨比与菲茨杰拉德本人的人生悲剧的吊诡之处就在于，纵使他们已然取得了常人无法企及的经济成功，他们依旧认为自己与所谓“老钱”之间存在着差异。
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对这些差异的强调无处不在，从宏观上中西部与东部之间的差异，到微观上东卵与西卵之间的差异，以盖茨比为代表，居住在西卵的“新钱”（New Money）与东卵的“老钱”们在地理上便被隔断开来，而更庞大的地理区隔，则存在于东部的托拉斯与金融巨鳄及中西部的农场主与小业主之间。
后者诚如美国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在《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中所指出的，是美国梦所以成立的基础。在南北战争之前，一个典型的老式美国中产阶级的上升路径，即是透过个人努力积累财富，用它购置产业，耐心经营。具体到彼时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的农业领域，就是每个农场雇工，只要足够刻苦节俭，便能攒下一笔积蓄，买一座小农场，成为自食其力的农场主。
如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何十八世纪末的美国先贤，会将自由与财富挂钩，认为“财产的平等，价值不断行使必要的财产转让以摧毁强大的家族间的联合，是真正的共和灵魂”，（诺亚·韦伯斯特语）这是因为，在美国仍是一个农业国的十九世纪，小业主拥有的财产，是米尔斯所言的“平民性财产”。
与之相对的，是南北战争与工业革命后由垄断所产生的阶级性财产，米尔斯一针见血地指出：“平民性财产意味着人脱离经济权威而自立；阶级性财产则意味着，为了生活，人必须服从于财产赋予其所有者的权利。”
过去，在小业主们的世界里，人们只是力所能及地经营着自己的财产，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财富的增值。人与人之间在智识、品行上的差异，可以直观地透过财富差异被体察出来。
如本杰明·弗兰克林在其自传中所描绘的，这位建国先贤的致富经，是一份近乎严苛的时间表，是每日的自省与反思，是戒骄戒躁，避免任何奢侈消费，每时每刻的节约，宁可把旧衣服穿到破烂，也不添一件新衣服，是“勤奋而自由，节俭而自由”，即从勤奋与勤俭中体会那不受制于人的自由。
《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结尾同样出现了一份时间表，盖茨比曾仿效着富兰克林的榜样，勤俭、自立，但显然，这些品质已不再是盖茨比最终致富的关键，他是透过涉入地下私酒买卖，才得以赚取那足够使自己重回黛西视野的金钱的。他的美国梦久已成为沾着鲜血的泡沫，因为财富不再能为盖茨比带来古典意义上的自由，而是奴役他，扭曲他，使他逐渐变得和“老钱”一样冷血、淡漠。
幸而，菲茨杰拉德在小说结尾为我们保留了一线希望，叙述者最终决定重回中西部的小镇，希冀着退居那个由小业主所构成的世界，那个世界，在他的设想中，“是青年时代那些激动人心的还乡的火车，是严寒的黑夜里的街灯和雪橇的铃声，是冬青花环被窗内的灯光映在雪地上的影子”，在它之外，是鬼影幢幢的东海岸，是逐利者的癫狂与食利者的傲慢。
但这自然只是作者所留下的一个光明的尾巴，因为那个属于老式中产阶级的农业的美国，与巨鳄们的美国之间，存在着的并非只是地理上的间隔，新的经济秩序早已重绘了中西部小镇的生活图景，小说适时地在叙述者离开东部的时候结束，以使读者不必面对更残酷的现实：即使回去，他也依然要在东海岸所制定的资本秩序里沉浮，挣扎，艰难求生，万幸的是，他不必再背负已经成为诅咒的美国梦，成为下一个像盖茨比一般的牺牲品。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观书评，作者：谈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