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简单心理，作者：鸟人，责编：罗文，原文标题：《不懂，怎么有人这么“喜欢”工作啊？》，题图来源：《人生切割术》
这才开工第 6 天，我的同事小 Yan 已经开始“卷”起来了。公司 10 点上班，他 9 点就来了；领导给他安排 3 个活儿，他完成了 4 个，说是赠送的。
最可怕的是，没人要求他这么做。新一年的目标还没定下来，领导也没给他安排更多或者更难的活儿。他完全是自愿且主动卷起来的。
我们经常管这类人叫“工作狂”（Workaholic）。但我们可能会错把一个人当成工作狂，而忽视了身边真正的工作狂。
比如工作时长并不足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工作狂”。虽然小 Yan 一周工作了 55 个小时，但 Ta 可能内心快乐而充实，休息时绝不再想工作上的事，那他的心理状况可能是相对健康的。
那么，心理学如何界定“工作狂”？关键的区别如下：
一个只是“工作投入”的员工可能是快乐的，但工作狂常常伴随焦虑、愤怒和失望等负面情绪（Kim et.al，2022 ）；
一个“工作投入”的员工也许会加班，但工作和生活整体平衡；而工作狂很难从工作中抽身，他们倾向于将个人时间投入到工作中，可能无时不刻都在思考工作（Scott et al.，1997）；
从结果来看，“工作投入”员工的业绩、个人生活质量和人际关系都处于健康水平；但工作狂反而会表现出工作绩效受损，因为他们强迫性地创造了更多的工作要求，痴迷于无法实现的标准，让工作变得比需要的更复杂（Gorgievski & Bakker，2010 ），而他们的身心健康、私生活质量、人际关系也都变得一团糟。
“工作狂”的背后可能藏了很多秘密。
用工作来“掩饰”内心巨大的痛苦
心理学家 Barbara Killinger 专门研究工作狂问题，她在《Workaholics:The Respectable Addicts》一书中探讨了工作狂的心理动力。她认为，过度工作可以成为一种逃避内心冲突或情感痛苦的方式。
当个体面临无法解决的情感困扰或内心矛盾时，他们会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以此来转移注意力，避免直面这些痛苦的情感或问题。通过这种方式，工作成为了一个安全的避风港，暂时掩盖了内心的不安和焦虑。
小 Yan 在上一家公司是从来不加班的人。有一次，他向心仪的女生表白被拒，那一晚他加班到了 12 点，还发了个朋友圈：
对小 Yan 来说，通过过度工作来实现“情感隔离”，切断与自身情感的联系可是这种隔离也可能会导致一种“情感麻木”，即个体逐渐失去与自身真实情感的联系，甚至忽视身体和心理的疲惫信号。这种逃避也让他们忽视人际关系和自身需求，从而加剧了内心的孤独和痛苦。
这种痛苦又进一步驱使他们更加依赖工作，形成一种自我强化的循环（Kets de Vries，2005）。
工作提供了“一切尽在掌控”的幻觉
小 Yan 曾经说过，相比于下班回家，他反而喜欢在工位上的感觉。因为他“一回家就容易暴露了生活本身的问题和诸多不确定性”。
而工作能够提供一种结构化和可预测的环境，帮助他们在面对内心混乱或外部不确定性时获得“控制感”：
工作任务是明确的、可完成的（大部分情况下）；
等级制度是相对清晰的，职场中的人际交往有相应的规范和界限；
工作中的回报是可预测的，晋升方式是线性的（至少看起来是）；
冲突要么不爆发（比如大家心照不宣地隐忍不发），要么至少解决起来有章可循（比如请 HR 介入）。
相比之下，外界的问题看起来是那么的复杂而不可控（如情感冲突、家庭问题），而工作提供了一种“控制的幻觉”。
“只有在工作中，我才觉得自己是安全的。”——小 Yan。工作狂可能会认为，只要他们足够努力，就能掌控生活中的一切。
工作即“自我”：用优秀来交换“爱”
工作显然与一个人的“自我概念”有着密切联系，对工作狂来说尤其如此。工作不仅是他们的谋生手段，更是自我价值感的核心来源。
工作狂通过高强度工作来建构独特的身份认同，并将外部成就与社会认可视为维持这种认同的关键动力源（Ng et al.，2007；Tang & Vandenberghe，2022）。
一个工作狂可能经常上演这样的内心独白：“我必须接下那个任务，否则就看起来不够积极。”“我不能比别人早下班，否则就看起来不够努力。”“那个同事比我更优秀，我要被淘汰了……”
这些独白的背后，呈现出来的是脆弱不安、支离破碎的“自我”，充斥着完美主义倾向和对失败的恐惧。工作狂们相信，只有持续保持优秀，才配得到他人的认可与尊重。
就像是一个“充满恐惧的孩子”，在他们眼里，只有优秀能换取“爱”。
早年的成长环境对塑造这种“有条件的自尊”起到关键作用。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经历过情感忽视或不稳定的家庭环境，他们只能通过努力学习来获得外界的认可和安全感。长大以后，继续将自我价值与工作表现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一种强迫性的工作习惯。
很多时候，他们已经赢得了周围人的尊重，但他们不相信。所以需要外界提供更多爱他们的“证据”。
绩效社会价值观的“自我剥削”
工作狂内化了的自我价值规范，也离不开当代社会文化的推动。在哲学家韩炳哲视角下，“绩效社会”以效率、成就和竞争视为最高价值，并通过多种机制内化到个体的心理结构中，催生大量工作狂：
从学校教育开始，个体就被灌输“成绩至上”的观念，成绩成为衡量个人价值的核心标准；绩效社会将忙碌视为一种美德，而闲散会招致鄙视和给个体带来愧疚感：“休息是有罪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工作狂更容易将过度工作“合理化”，进而产生“自我剥削”。
韩炳哲指出，绩效社会中的剥削不再是外部强加的，而是个体自愿参与的，这种剥削比外部压迫更具隐蔽性。
讽刺的是，研究表明个体为了提高绩效而付出的更多努力，却不一定会转化为长期的组织成果提升，反而表现出绩效受损。
写在最后：“工作狂”是一种病吗？
我们要区分一下“工作狂”和“工作成瘾”。在文献中，两者有时混为一谈，也有学者认为两者的界限被扭曲了。
一种观点认为，工作狂（workaholism）是一种个人特征或行为模式，而工作成瘾（work addiction）本质上是病态的（Morkevičiūtė 和 Endriulaitienė，2022）。
研究者开发了不同的量表测量方法，比如适合分析工作成瘾的：《荷兰工作成瘾量表》（DUWAS）和《卑尔根工作成瘾量表》（BWAS）；更加适用于测量工作狂倾向的《多维工作狂量表》（MWS），也相对全面且可靠地定义了“工作狂”的 4 个维度（Clark et al.， 2020）：
行为：工作过度，工作时间和工作强度都超标，甚至已经超出了公司和组织的要求；
认知：停不下来地思考工作，在休息的时候也想着工作；
情感：不工作时会难受，会产生焦虑、内疚等负面情绪；
动机：对工作的渴望受到内在驱动力的影响，带有一定的强迫性。
不过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工作狂和工作成瘾均未被正式收录于《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SM-5）中。目前，这两种现象被归类为重复行为或行为成瘾的范畴。DSM-5 将其排除在正式诊断之外，理由是“缺乏足够的同行评议证据来建立将这些行为认定为精神障碍所需的诊断标准和过程描述”（APA，2013）。
因此这篇文章旨在提供一个视角，引导大家关注这类现象，帮助审视自身是否存在过度工作的倾向，而不是促成“自我诊断”。
参考文献：
Aziz S and Covington C (2024) Beyond the 9-to-5 grind: workaholism and its potential influence on human health and disease. Front. Psychol. 15:1345378. doi: 10.3389/fpsyg.2024.1345378、Gonçalves L， Meneses J， Sil S， Silva T， Moreira AC. Workaholism Scales: Some Challenges Ahead. Behav Sci (Basel). 2023 Jun 23;13(7):529. doi: 10.3390/bs13070529.
Clark， M. A.， Smith， R. W.， & Haynes， N. J. (2020). The Multidimensional Workaholism Scale: Linking the conceptualiz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workaholism.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05(11)， 1281–1307. （网址）
Andersen FB， Djugum MET， Sjåstad VS， Pallesen S. The prevalence of workaholism: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Front Psychol. 2023 Oct 30;14:1252373. doi: 10.3389/fpsyg.2023.1252373. Van den Broeck， A.， Schreurs， B.， De Witte， H.， Vansteenkiste， M.， Germeys， F.， & Schaufeli， W. (2011). Understanding workaholics’ motivations: A self‐determination perspective. Applied Psychology: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60(4)， 600–621. （网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