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正经研究，作者：苏伦salen，题图来自：《凪的新生活 〉
大概6年前的这个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信息茧房是个伪概念》，对当时大热的“信息茧房”概念进行了质疑。
信息茧房，说的是推荐算法让每个人只能看到自己感兴趣的内容，久而久之，就容易陷入到认知茧房的包裹中，由此造成共识割裂、群体极化等一系列后果。
在文章里，我指出这个概念缺少实证依据支撑，逻辑层面也立不住脚。最后得出了结论，这是个伪概念，算法的负面影响被夸大了。
不用看原文，因为我现在想法已经改变了。
这几年，我已经慢慢意识到，算法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已经深入骨髓，它造成的割裂，不仅仅是信息消费层面的，它让整个社会都在陷入茧房化。而信息茧房，只是整个社会茧房化一个小小隐喻。
社会的茧房与孤岛化、乃至共识的分裂、群体的分道扬镳，这是互有逻辑关联的一系列问题，背后有相当复杂的成因，但算法是最直接的推手。
因为算法的存在，所有人的信息消费，从过往阅读同一份报纸，同看一档电视节目，变成各自拿着手机，接收算法个性化推送的内容。这迫使信息接收从带有一定公共性的活动，退化成一种极为私人化的体验。
1985年，《新闻联播》的最高收视率可以达到72%；1998年《还珠格格》播出期间，全国犯罪率显著下降；1983年的春晚，至少有六亿观众共享着同一种文化震颤；2003年，《同一首歌》全国巡演成为文化现象。这些文化事件，是极为有效的社会粘合剂，将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的人们黏合在共同的情感体验中。
而今天，短视频用户已经超过10亿，人均刷短视频156分钟。看似更多人在共享一种媒介，但是因为算法的切割，我们不再共享相同的事实基础，甚至不再拥有共同的语言体系。
70后，80后，甚至还有一部分90后，通过传统媒介建立起了世界观，形成基本的价值判断。在其之后的世代，或者说“短视频原生一代”，他们的知识图谱是由算法拼贴形成的。
打开三个短视频账号，你会看到三个中国。
十岁男孩的界面充斥着奥特曼卡牌开箱教程和《蛋仔派对》关卡攻略；县城中年用户的页面滚动着国际政坛的诡闻秘史与风水运势解析；城市社畜的信息流则被AI提示词工程课和离职博主的分享占满。
看似每个人都拥有无限的选择自由，实际上算法却把每个人塞到各自的茧房中。
在算法系统面前，人只是一个个标签。不同标签的人，所面对的信息图景完全是不同的。你自己本身就是一种标签，代表着一种信息消费类型。你所以为的惯常，在他人看来只会是特例。
这足以解释大部分社会冲突的真相。比如，彩礼话题为什么一直争执不休？因为男性用户的界面，滚动着“天价彩礼”“捞女龟男”“婚姻是男性奴隶制”的案例，而女性用户的页面满屏都是“生育损伤经济补偿”“家务劳动经济价值测算”的科普。
另一个例子，“老登”为什么会被批判？就是因为一部分中年人把自己长期熟悉的生活世界和经验世界，想像成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共识。当他宣扬着以为所有人都能理解、都该理解的那一套逻辑时，其实从根本上就错了，别人根本不懂，只会觉得他登味冲天。
所以你看，社会议题为什么动辄冲突决裂。很简单，共识已经不存在了。不同群体在各自的认知茧房中互相妖魔化，最终连基本的事实都无法达成共识。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已经没有了对话的基础。当下大多数舆论冲突的本质，就是被算法分割的观念世界，在现实世界激烈碰撞的产物。
1999年，赵本山在《昨天今天明天》中抖出“薅社会主义羊毛”的包袱，全国5.7亿观众同时爆发笑声，这种共鸣源于社会基底：当时中国城镇化率刚刚超过30%，6亿人刚脱离土地不久。从“白云黑土”的东北农民夫妇的形象，知识分子可以看到乡土幽默，工人能看到时代变迁，农民认出自己生活的真实写照。这种跨越阶层的集体欢腾，建立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共同经验之上。
那时候没有推荐算法，信息没有大爆炸。社会结构相对单一，文化娱乐资源短缺，所以人们很容易形成集体记忆。每年能固定在国民记忆中的梗就那么几个，脸就那么几张。这是赵本山的形象之所以被人们熟悉、得到广泛传播的原因，他引起了全国观众的共鸣。
等到赵本山不再好笑，或者春晚不再成为必需，这时候中国城镇化率已经突破50%。已经少有人能理解“带四十斤彩礼进城”的笑点，更无法想象父辈在厂区澡堂相亲的往事。社会失去共同的文化参照系，笑点也就自然分崩离析。
问题是，在赵本山成名的时代，短促的共识还有可能凝聚，但由于算法的区隔作用，当下共识已经彻底碎片化和原子化了。
作为结果，现在的媒体环境下，很难再出现一个大众都耳熟能详的，类似于赵本山或者周杰伦这样的超级偶像。甚至很难出现类似于几年前《小苹果》或者《江南style》这样的流行神曲。
从共识的发展历史来看，社会的茧房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因为人类规模在扩大，个体原子化，陌生人增多，原有的共识无法支撑更大的群体合作。于是，我们发明了一系列中介机制来对共识进行“编码”，比如语言，比如规则。这些发明提升了人类的协作效率，但是也将共识窄化成了契约。
当你走进一家公司，第一时间了解的是规章制度；当你踏入一所学校，最先知道的是制度流程。当表层共识开始统治日常，而深层共识就退居边缘。
信息茧房是整个社会茧房化的一种隐喻。每个主体都沉浸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无论是个体、群体还是从国家的角度，“圈地自萌”都在成为常态。
我们的生活世界被划分为无数个平行时空，虽然表面上是生活在同一个空间，但在实际认知中有巨大的差距。假设几十年后，当老去的我们被邀请到一档回忆往昔的电视节目上（那时候还会有电视吗），很可能会惊恐地发现：我们彼此脑海中的世界都是不同的。
只是，技术不会退化，社会结构的转型也在持续。一个有些悲观的事实是，我们可能注定要接受一个茧房化的世界。
前段时间我去见了我的硕士导师胡翼青，他说所谓的“社会共识”一直是一个美好愿望，有点像真理，它只存在于彼岸世界。清华任剑涛也有类似说法。他说，寻求普遍共识是一种偏执。重建共识几无可能，所以，我们或许要接受在无共识的基础上发展社会。
但当社会在表面上的共识分裂越强，其实最核心的那个共识反而凸显出来，那就是我们必须共同生活。这就是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反复提到的“重叠共识”，我们不必达成广泛共识，但是只要达成尊重生命、尊重财产自由的最小共识就好了。
齐格蒙·鲍曼说：“共识将不再是凝固的水泥，而成为流动的河床。”在茧房化的社会中，不同个体会有个体的共识，不同群体会有群体的共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也会各自的共识。关键就在于能不能在差异化的激流中形成对话的可能。
当我们注定无法共享同一种共识时，最应该学会的，就是欣赏彼此茧房外壁的不同光泽。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正经研究，作者：苏伦sal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