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弹时代后的人类最危险时刻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欧洲价值 (ID:ouzhoujiazhi),作者:叶克飞,编辑:二蛋,题图来自:《奥本海默》

人类拥有核武器后,最为惊魂的时刻当属古巴导弹危机。尽管时间很短,但美苏两国随时“擦枪走火”的剑拔弩张气氛,仍然令世界处于巨大危机之中。

1962年10月14日,两架美军侦察机对古巴进行空中拍照。第二天,美国中情局在对照片进行分析时发现,苏联在古巴西北部部署了SS-4中程弹道导弹,射程可覆盖华盛顿。在此前的8月29日,中情局已经在侦察机拍摄照片中发现苏联部署的九个导弹基地。

“古巴危机”就此拉开序幕。这一事件的背景是冷战的白热化和美苏军备竞赛。它有博弈的一面,也有荒诞的一面。肯尼迪和赫鲁晓夫见招拆招,你来我往,看似是高手过招,实际上很多时间根本不知道对方在做什么,昏招迭出。所幸双方都有底线,世界也有运气,事件最终平息。

沙希利·浦洛基在《愚蠢的核弹:古巴导弹危机新史》中挑战了古巴导弹危机的传统叙事,凭借白宫新解密录音、苏联克格勃档案,以及军方报告和大量当事人的回忆,扩展了旧有的叙事框架,纳入赫鲁晓夫、卡斯特罗等关键参与者的视角,勾画出这场危机的完整画面。他还深入关键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现决策反复变化背后的惊心与焦灼;更透过普通官兵的眼睛,从下层视角观察危机的历史,在无数个不起眼的细节中,追问危机得以解除的真正原因。

在浦洛基看来,相比于为避免战争所做的正确决定,出于误解和恐惧而犯下的无数荒诞、愚蠢的错误,才是值得今天借鉴的教训。

1959年,美国在土耳其、意大利和西德部署核弹瞄准苏联。1962年,苏联在古巴部署核弹作为应对,是为“阿纳德尔”行动。只是古巴地表植被稀疏,导弹难以隐藏,很快便被美国发现。

赫鲁晓夫最初认为这是互相威慑的行为,如果美方对此提出抗议,那么就以谈判寻求双方撤掉核弹。但美国选择了赫鲁晓夫没想到的应对方式,肯尼迪默认的是“外科手术式打击”方案,采取突袭行动。这一强硬态度,令赫鲁晓夫错愕。

10月17日,美国侦察机拍摄照片显示,古巴正在安装导弹发射架。通过比对,发现苏军带有核弹头的导弹如果攻击华盛顿,预警时间只有五分钟。次日,苏美双方会晤,探讨柏林的非军事化问题。这次轮到肯尼迪犯错,他以为苏联此举是为了增加谈判筹码,但赫鲁晓夫实际上却是意图麻痹美国,趁机将更多导弹和核弹头运到古巴。

此后几天,美军一直在探讨进攻方案,但肯尼迪又陷入犹豫,因为在部署核武器的状态下,开火就没有回头路,因此不少美国内阁成员倾向于谈判解决。

10月21日,肯尼迪宣布准备封锁古巴,对其实施海上隔离。次日,美军进入三级戒备状态,肯尼迪发表电视讲话,苏联也开始讨论美军入侵古巴的可能。

情报问题此时又开始捣乱,美军判断苏军在古巴兵力不足一万,并以这一数据进行战略部署,但苏军在古巴实际上已经部署了4.3万人。赫鲁晓夫在得知美国提出封锁而非武装打击古巴后,态度也转而强硬。

10月24日,美国对古巴进行封锁,美苏双方军舰首次发生冲突。但赫鲁晓夫又开始退缩,安排核潜艇返航。

10月26日,轮到美国这边强硬了。军中强硬派要求在必要时应武力入侵古巴,卡斯特罗大惊,赫鲁晓夫则以非官方渠道致信肯尼迪,表示愿意继续谈判,提出只要美国不入侵古巴,苏联愿意撤离导弹,但美国也应对等撤回部署在意大利和土耳其的导弹,并且不能协助推翻卡斯特罗。

次日,赫鲁晓夫又写了第二封信,态度转为强硬,肯尼迪政府反应激烈,马克斯维尔·泰勒上将等人积极请战,要求在29日凌晨对古巴进行空袭,进而占领古巴。军方还认为可以将苏联部署在古巴的大多数导弹摧毁于地面,即使有少数导弹发射并摧毁美国数个城市,代价也可接受,而以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为首的文官系统则坚持与苏联谈判。

在肯尼迪看来,接受赫鲁晓夫第一封信的条件是合适办法,所以决定假装没有收到第二封信,给谈判留出余地。他秘密约见苏联大使,同意撤回部署在意大利和土耳其的导弹,但表示要在半年后进行,同时表示如果不能达成协议,就会按军方所言周一开战。

此时已是这场纷争中最接近战争的时刻,所幸赫鲁晓夫和肯尼迪都意识到,一旦核战争开启,两国乃至世界都很有可能毁灭,所以为了避免事态失控,他们最终达成了一致。

即使如此,两国军方在10月27日的调度中,危机仍然时隐时现,几次险些擦枪走火。先是一架美国侦察机因迷航被苏军战机拦截,美军战机前往支援,因为处于二级防御状态,此时的美军战机搭载的导弹携带了核弹头,一旦走火后果不堪设想。所幸苏军战机速度不及加燃油不足,并没有始终追赶,双方才未交火。肯尼迪鉴于此事,迅速要求所有核武须加装密码锁,掌握核武的军人只有在获得上级授予的密码解锁后,才能使用核武器。

也是同一天,苏联部署的四艘载有核鱼雷的潜艇也差点出事。当时美军已确定其位置,但并不知道有核鱼雷的存在,而苏联则已授权驻古巴苏军在特定情况下可自行决定使用核武器,而且这些潜艇在水下无法与莫斯科联系,并不知晓美方事先知会莫斯科的接触程序。结果美军先以声纳信号通知潜艇上浮,没有回应后又用演习用的深水炸弹逼迫潜艇上浮。其中一艘潜艇的舰长在不知道接触程序的情况下,分不清演习炸弹和真正炸弹的区别,误以为战争已爆发,决定发射核鱼雷,所幸副舰长坚决不同意,才避免了事态失控。

这些事情令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心惊胆战,知道无法再拖延。10月28日,赫鲁晓夫公开宣称苏联从古巴撤回所有导弹,肯尼迪也宣布美国不入侵古巴,同时撤回在土耳其和意大利部署的弹道导弹。

这场危机终于过去,但也带来了许多后续影响。从事件本身来看,苏联受益更多。因为当时苏联的导弹比起美国还相当落后,但却通过博弈与赫鲁晓夫的虚张声势,成功使得美国忌惮并撤走在欧洲的核基地。同时,双方也明白直接冲突的严重后果,继而寻求其他解决方案。尤其是针对双方首脑直接通话渠道的缺失和可能带来的巨大风险,美苏在次年建立了直接联系卫星通信热线机制,也就是美苏热线。此外,肯尼迪的遇刺和赫鲁晓夫的下台,或多或少也与这场危机中的表现有些关系。

浦洛基在《愚蠢的核弹》中指出了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在事件中的种种失误,并向前追溯。其实肯尼迪早已知道核武器的可怕,1961年9月25日,他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说:

“如今,这个星球上的每一个居民,每个男人,女人和孩子,生活在核武器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下面,这把剑悬挂在最细的线上,这根线随时可能因意外,误判或疯狂而被砍断。我们得赶在核武器消灭我们之前,必须先消灭核武器。”

但在古巴危机中,肯尼迪也曾经动摇,他曾说:

“但我们也曾战斗过。早些时候,有些国家也犯了同样危险的错误,认为西方国家太自私、太软弱、太分裂,无力抵御发生在其他国家领土上的侵略行径。那些威胁要以西柏林争端为借口发动战争的人,应该回想一下这句名言——‘制造恐惧的人也无法摆脱恐惧’。”

在记录此前的猪湾事件时,浦洛基这样描绘赫鲁晓夫与肯尼迪的人生差异:

“没有哪位国家领袖比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更关切约翰·肯尼迪如何处理此次猪湾事件,更希望从中获得具有深远意义的结论。赫鲁晓夫身材矮胖,为人大胆,精力充沛,喜欢虚张声势和夸张表演,与肯尼迪这位年轻美国总统的形象迥然不同。赫鲁晓夫出身贫寒,来自社会底层,无论在家庭教养、职业轨迹还是政治意识形态上,都与肯尼迪截然相反。如果说肯尼迪的雄心壮志源于他不想辜负父亲殷切期望的决心,那么赫鲁晓夫的雄心壮志则是受到了母亲的鼓舞,她渴望看到自己的儿子取得成功,而不要像她软弱的丈夫那样被认为是家族中的失败者。肯尼迪接受了美国最顶尖的精英教育,而赫鲁晓夫却连大学都未能读完。肯尼迪入主白宫前唯一的团队管理经验就是在二战时担任过PT-109号鱼雷艇的艇长,而赫鲁晓夫人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负责大型项目和大批人员的管理和监督。肯尼迪从小就开始为走上国际政治舞台做准备,而赫鲁晓夫则是在60岁以后才第一次参与高层外交事务。除此之外,两人的年龄差距也很大。1917年的俄国革命对当时23岁的赫鲁晓夫来说是人生和事业的转折点。而这一年,肯尼迪才刚刚出生。”

很显然,赫鲁晓夫有着比肯尼迪更丰富的政治角力经验,虚张声势的“技巧”也使得他在博弈中获得了一些先机。但与此同时,他也低估了肯尼迪,认为肯尼迪远远不及艾森豪威尔,因此希望用各种极限施压来试探肯尼迪。尤其是肯尼迪在此前猪湾事件中的表现,让赫鲁晓夫认为肯尼迪政府在处理突发危机时会存在巨大劣势。但一来肯尼迪也会积累经验并成长,在古巴危机中体现了猪湾事件中还不具备的强硬,二来在有核武器状态下的博弈中,这样的极限施压必然导致世界陷入风险。

赫鲁晓夫的自大也是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他执意要在古巴进行导弹部署,是基于所谓的“大局”,但他却忽视了古巴是否能支持这一行动。访问过古巴的苏联官员指出,古巴不存在可以隐蔽大型导弹的植被条件,在场的技术官员也提出类似意见,但在苏联的体制之下,赫鲁晓夫无视科学,也不会谨慎论证,大多数官员又将“开会表态”视为表忠心的机会,纷纷表示赞同。结果到了具体执行时,古巴的地理环境让苏军导弹无所遁形。

在浦洛基看来,这场危机能够解决,决定性因素在于美苏两国首脑都对核战争充满恐惧。这种恐惧不仅仅基于政治考量,也基于人性,但将安全寄望于个人,显然是脆弱的,因为人们无法排除战争疯子的存在。当流氓政客拥有核武器,就会用来要挟全世界。

核武器这个潘多拉魔盒打开后,指望人类自行彻底销毁已无可能。毕竟政治总是有丑恶的一面,且充满制衡。但仅仅依靠政治人物的理性与彼此间的妥协,地球并不安全。

书名:《愚蠢的核弹:古巴导弹危机新史》

作者:[美]沙希利·浦洛基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品方:万有引力

译者:孙宁/王梓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