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Buy July是美国中产阶级的焦虑练习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跑步有毒,作者:跑步有毒,题图来自:AI生成

7月,在美国本应是花钱的季节。

孩子的夏令营、家庭度假计划、独立日的大促、为返校季做准备……一年中最“不适合”节俭的时段,却意外成了越来越多美国人发起“断买挑战”的时刻。他们称之为“No-Buy July”。

一般来说,2月被认为是暂时勒紧裤腰带的最佳月份(frugal February“二月节俭”),因为人们要偿还年终假期的信用卡账单,或者努力实现新年的财务目标。如今,7月为何成了那些渴望省钱的人的目标呢?

一些人认为,选择7月,可能是因为发音押韵,而且朗朗上口,很容易记住。

从表面看,这像是社交媒体发起的又一次行为实验:一个月不花任何非必需的钱,不买衣服、不点外卖、不刷折扣、不为所谓“未来的需要”做预支。有人戏称它是“财务断食”(fiscal fasting),像“戒糖”或“戒社交软件”那样,把平常轻而易举、悄无声息地完成的消费动作暂停一下。

这么做的目的似乎是省钱,但在我看来,美国人真想节省的,其实是被无限选择吞噬的意志力,是想对业已失控的生活发起“召回”。这就如同“减肥”和“戒烟”这两件“世界上最简单的事”一样:终生在做,永无成功。

但当我们拉开时间轴、社会背景与文化地层,会发现这一趋势远不只是年轻人的钱包小游戏。它与美国人特有的成功伦理、消费文化、政治价值观乃至目前社会结构的不稳定感,有着深层的呼应。

美国是建立在“增长神话”上的国家。拓荒者文化、清教徒伦理、个人奋斗主义和资本扩张逻辑,250年来共同构建了它的精神地基。资本主义在这里不只是一套制度,它几乎是一种道德义务。

在这片土地上,消费不只是满足生理和物质需要,更是一种展演,一种构建身份、表达自由、宣告成功的方式。买房买车、升级品牌、构建生活方式,一步步完成从“self-made”到“self-brand”的跃升。

换句话说,在这个高度资本化的社会里,你选择“不买”,差不多就等于宣布“我放弃自我成长”,或者更严重的,“我退出现代生活的正轨”。

如今,这套关于增长、成功与消费的叙事,正遭遇系统性的疲软。

特朗普重返白宫以后,美国一方面掀起贸易保护主义浪潮,关税增加,国际供应链受阻,生活成本整体抬升;另一方面,疫情后的经济复苏不平均,许多中产家庭收入停滞,感受到“钱越来越不值钱”。学贷危机重新浮出水面,信用卡违约率上升,年轻人面对着通胀、租金暴涨与AI抢饭碗的三重焦虑。

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变化 资料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

这时候,“节制”作为一种姿态,重新回到社会舞台。

保守主义其实一直提倡节制生活。特朗普曾讽刺地表示:“美国的孩子们不需要30个洋娃娃。”这句听上去像是“何不食肉糜”的高位训话,背后隐含了共和党长久以来对消费主义的警惕。哪怕本人并未做到,他们也会鼓吹朴素、自律、以家庭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强调幸福不应建立在物质泛滥与即时满足之上。

No-Buy July虽然未必与政治有直接关联,无意间与这种消费保守主义完成了遥远的对话。

另一边,自由派中产阶层的“节制”实践,更多地是出于对系统性失控的反应。

他们被困在生活的齿轮里,被算法喂养,被财务目标驱使,买得越多,越感到空虚。房贷、教育、医疗、育儿,每一样都不轻松。“精英努力主义”教会他们要规划、要前瞻、要理财,而“不买”成为一种反向训练,让自己的生活从紧绷中获得一次“代谢更新”。

Happier播客主持人格雷琴·鲁宾在分享了自己“无花销月”的经历后表示,看看通过省下非必需品能省多少钱,更像是一场游戏,而不是一场痛苦的挣扎。“这是一个有趣的实验,”她说,“它迫使你正视自己的消费习惯。”

金融科技公司Chime的首席支出官珍妮尔·萨勒纳夫表示,她发现,文化上发生了一些转变,一些美国人更愿意公开谈论金钱——或者缺钱——并且更倾向于节制消费。“过去,节俭被认为是吝啬的,”她说,“现在,则被认为是精明的。”

一位生活方式作家 Gretchen Rubin发现,当她与姐姐尝试“不买月”后,最明显的变化不是财务,而是精神的:她不再纠结比价、下单、犹豫,“决策疲劳”(decision fatigue)也随之缓解。她甚至觉得,“不买”是一种精神排毒,一种将生活从“自动运行”状态里拔出来的练习。

更重要的是,在一个以“我消费故我在”为基础的社会里,“不买”,可能是我们还能说“不”的最后自由。

不过,“不买”也不意味着纯然的高尚,它从来就不是一件平等的事。

有研究指出,大多数“七月不买月”在心理上更像“消费禁食”,往往会被“八月报复性购物”抵消。而且,发起“不买挑战”的人,通常是那些有冗余、有选择权的中产。

斯坦福大学的金融决策专家 Annamaria Lusardi 直言,对真正捉襟见肘的家庭而言,所谓“不买”,本来就是日常生活的默认模式,哪里还轮得上“挑战”二字?

所以,当我们谈论No-Buy July时,其实也在谈一个阶级偏向的问题:谁有资格选择不买?谁还被卷在“必须买”的疲惫中?

但要看到,这场挑战之所以还是有意义的,不在于它是否能带来长期的财政改善,而在于它允许在资本加速的生活节奏中,暂停片刻,给人一种重新审视的力量。

我们都知道,消费往往只是解决无力感的一种替代方案。对生活感到失控的时候,购物能带来一种暂时的“我还能做决定”“小钱换来幸福的小确幸”的假象。

但那不过是虚拟的控制感,如同糖分,一过即空。不买,才是一种真正的行动——我要停下来,不掏出信用卡,不刷新推荐页,转而仔细看看我已经拥有的生活。

一位参与者提到,她一直热爱读书,但家里囤的书太多,很多没读。于是她决定给自己设立一个“tsundoku夏天”————只读旧书,不添新货。买,是一种欲望的表达;读,是一种承诺的兑现(来美国后,我更懂得如何物尽其用了)

或许,这才是“不买七月”的真正含义。

每一份节制的练习,都是一小步的自由练习。

不是“我还要不要消费”,而是在消费的夹缝里,我还能不能保留对世界的判断力和选择权?

在《遥远的救世主》中,丁元英在古城独居时,不装空调,只穿大背心,吃着方便面,却听着最极致的音乐。他的生活看似简陋,实则是对消费主义审美和主流价值的“降维出走”,因为他已经无需追求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而把所有资源都集中于他真正认定有价值的事物上。

这个1995年的书中场景,和“No-Buy July”的精神内核,居然呼应了。

我们也许可以这样理解这类节制行为:它不是放弃生活,而是重新定义“什么才是生活”。

于是,那种“吃方便面却听世界一流音响”的极端画面,不是落魄,而是一种生活秩序的重建,一种极简而精准的富有。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跑步有毒,作者:跑步有毒